若要回首過去的悲慘經歷，人們大多會以沉重的敘事和黑白畫面來鋪墊基調，比如《1942》，比如《辛德勒的名單》。這是尋常之道，災難本該被還原成為它應有的樣子，那畫面里，有窮人、有哭訴、有死亡、有手握強權者，有升騰的硝煙和嚴肅的天空，沒有一部悲劇能被演繹成童話，快樂地開始，開心地結束，因為不合人之常情。《美麗人生》是一個例外，其故事的悲劇性不亞于任何一部二戰題材的電影，但卻是一部偉大的喜劇，讓人歡笑讓人痛哭，讓人欽佩苦難中的人性，能有如此力量，僅僅為了拯救一個孩子的美夢。
羅伯特·貝尼尼，電影的導演和主演，是一個天生的喜劇家，不僅因為他從小就開始登臺演出的天分，或是創作中體現的驚人才華，而是他滑稽的長相，那猶如松果一般的臉型，蓬亂的頭發像草莓頂端的鋸齒狀葉片，讓人一看就想捧腹大笑。整場電影中，他不曾流露過悲傷，最多只是抱怨幾句干活太累，他汗水滿面的臉明明已經痛苦扭曲，卻依舊用他快樂日子里的語調說著一切，好像這并不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時代，而只是碰巧遇上了倒霉的事。為了讓兒子知道這是一場也許有些艱苦但絕對妙趣橫生的旅行，他愿意時刻保持微笑，告訴他若不堅持就得不到坦克大獎了。一場艱難的童話之旅，強權壓迫與父愛親情的較量，殘酷中開出的美麗才值得一賞芬芳。
《穿條紋睡衣的男孩》中，二戰、集中營、孩子、父親，同樣的題材，也充滿強烈的反諷。鐵絲網隔開兩種階層，創造了迥異人生。軍官的孩子穿過集中營的鐵絲網，和他的伙伴一起尋找父親，卻被自己父親施放的毒氣害死，這是一種尋常隱喻，所有惡行終會回報于己。但它不是童話，而是順勢而為的一個比喻，我們或許震撼，卻沒有美好期望被敲碎的強烈痛楚，因為能預想結局，有所征兆，就已做好了心理準備。
《美麗人生》中，迫害和殺戮的慘烈并未被絲毫隱藏，只是適當弱化，它的黑暗諷刺都隱藏在白色謊言中，在快樂童話里，所有苦難不過是一場過分認真的游戲。從前半段來看，沒有耐心的觀眾可能會以為這又是一部尋常的滑稽劇，燦爛陽光，歡快語調，主角們都帶點神經質，圭多是個簡單樂觀的年輕人，在追求公主的過程中，所有預言和期待都碰巧成了真。然而不祥的預兆從舞會開始，有人在他叔叔的馬上涂上綠漆，寫著：猶太人的馬。
與公主在一起后，他開了一家猶太人書店，走在路上碰見一家看起來很美味的餅店，寫著：猶太人與狗不得入內。兒子疑惑：為什么猶太人不得入內呢？圭多輕松地聳聳肩：“Well，他們只是不喜歡猶太人而已，每個人都有所喜惡，你要是不喜歡西班牙人，我們也可以寫，西班牙人與馬不得入內，或者中國人與驢不得入內，你說呢？”為了兒子的美麗人生，圭多愿意向他解釋這世上的一切，像個不知疲倦的小說家，世界都是由他編造。
即便如此，當他從擁擠的火車上被押下來，第一眼看到集中營骯臟潮濕的房間時，他還是震驚了。他眼里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震怒，但隨即化作微笑，告訴他的兒子，真棒，我們將要住在這里了。為了讓兒子堅持下來，坦克大獎成了信念，只有勇敢聰明的第一名才能得到它。兒子約書亞和《穿條紋睡衣的男孩》里那兩個率真的孩子一樣，撲閃的明亮眼神充滿探索的好奇。
可以理解為什么很多電影要以孩子為主題，因為作為這個世界自然循環里最柔弱的一環，他們代表著期許與可能性，是未來社會的主宰，毀滅他們就是毀滅了自己，壓迫他們就是不留后路。所以圭多的呵護分外珍貴，他不僅是守護著孩子，也是守護自己最后的希望。一個疲憊的父親，他用天生難能可貴的樂觀對抗這個強權世界。
村上春樹曾說過的一番話。2009年的冬天，他到以色列領取耶路撒冷獎，致辭中，他將強權比喻成高墻，弱者比喻成蛋，他說：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，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，我將永遠站在蛋一邊。
高墻，不言而喻，轟炸機、炮彈、國家機器；蛋，是平凡無力的人，柔弱的血肉之軀，兩者對抗，結局鮮明。不管他們如何錯誤，他都將堅定地站在蛋一邊，何況平凡的蛋并非奸邪之徒，這就是藝術家的人文關懷。村上還說過，一個小說家不管出于何種理由，如果是站在高墻一邊撰寫作品，那到底還有多少價值？此理同于電影導演。
不同的是，貝尼尼不愿在作品中控訴，沒有抒情，沒有呼吁，他只是告訴人們，黑暗的時代里也有快樂，盡管戰爭摧毀了生活，總會有正直溫暖的人性在暗處發光發亮。 在高墻下，他只是一顆柔弱的雞蛋，他的兒子也是，他的妻子也是。
故事的結尾，美國軍隊開進了集中營，高大威武的坦克停在兒子約書亞的前面，他深藍眼睛洋溢出光芒。坦克大獎終于如愿開到了面前，他是人生贏家。而他的父親死在高墻后，被射殺在一條黑的巷道里，沒有槍支的鏡頭集和噴濺的血液，連子彈打出的聲音也因為太連貫而顯得滑稽，并不是故作高深的一槍斃命。他離開時昂揚的步伐使兒子發笑，約書亞躲在鐵柜里，心里默念父親的話：如果我很久都沒有回來，你也不要離開，不要動，直到人都走光了，全都安靜了，你再出現，明白嗎？
堅持到最后才會勝利。當約書亞長大了，他大概會知道，這世上所有的道理都是能用童話講出來的，他的父親，就是最偉大的編織者之一。如果童話不死。
